对此,专家表示,这也表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战略规划研究室副主任关博表示,当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最基本的一个国情,而人口高质量背景下,迫切需要进一步释放社会的劳动要素资源潜力,推动整个全要素生产率达到一个更加适宜的水平。无论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,健康水平的提高,特别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改善,让劳动力与社会生产的结合方式,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,这些都为调整相应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和政策的可能性。
数据统计,截至2023年底,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接近三亿人,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,这意味着,每5名中国人中至少就有1名老年人。据国家卫健委测算,预计2035年左右,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四亿,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百分之三十,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
此前,方正证券在研报中指出,利用七普数据静态测算,预计延迟退休会带来50岁以上城镇劳动供给增加约3600万、增幅近40%,占2020年城镇就业人口的7.8%,从就业结构来看,公共管理、教育、租赁和商务服务、卫生社工等4个行业的青年就业可能受影响,但影响有限;从日本经验来看,代际教育差距缩小后,低龄老人就业更多流向教育、金融、信息技术等知识密集型行业,相关青年就业可能受到一定影响,但中短期影响不大。
方正证券表示一般而言,延迟退休有两方面考虑,一是养老金压力,二是劳动供给的变化。
我国养老金三大支柱中,占主导地位的是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,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覆盖面均太窄。但即使我们聚焦于相对完善的第一支柱,目前压力也是较大的。
第一,剔除财政拨款后,仅考虑自身收入,第一支柱自2016年已经开始出现收支缺口。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的资金大幅增加,从2010年的1910亿元提高至2022年的1.05万亿,增长了4.5倍;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资金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从2.3%提高到5.2%,翻了一倍多。另一个数据角度是,2012-2022年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约7.2万亿,但这十年基本养老保险结余仅增加了4.4万亿。如果仅考虑养老金自身收入(缴费收入+利息+投资收益),2016年已经开始出现收支缺口。这一年基本养老保险总结余为3986.5亿元,扣除财政补贴4703亿元后,存在收支缺口716.9亿元,占当年收入的1.9%。
第二,基本养老金静态可支付月数逐年降低,2012-2022年均下降0.7个月。静态可支付月数=累计结余/月均支出。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,2022年末,累计结余5.7万亿,当年月均支出4920亿,静态可支付月数为11.6个月。而2012年其静态可支付月数曾达到18.5个月,过去十年可支付月数大致按照年均0.7个月的速度在下降。假设其他条件不变、可支付月数如果延续前十年降幅,简单外推可发现16年后(即2038年)养老金压力会陡然加大。中国社科院在2019年发布的《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-2050》中也曾预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可能在2035年耗尽结余。
从结构来看,2022年31省市中有12个省的基本养老金当年收不抵支。考虑进财政补贴后,尽管2022年全国基本养老金当年结余5854亿元,但31省市中仍有多达12个出现收不抵支。其中,东北三省收支缺口占到当年收入的三成左右。黑龙江是全国唯一基本养老金累计结余为负的省份,从2011年开始出现当年收不抵支的问题,2016年累计结余转负,2018年时累计结余缺口达到557亿元,2022年收窄至102亿元。
我国养老金问题来自于前期积累太慢,养老金总规模较小。按照OECD统计的45个经济体的私人养老金占GDP比例来看(第二第三支柱),我国仅为2.2%,排在第43位;对比之下,韩国日本分别为31.7%、30.1%,OECD平均水平达到99.9%。因此延迟退休只能减缓养老金消耗速度,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规模过小问题,还需要其他政策配合,利用延迟退休换取的时间窗口,加速养老金规模积累。
来源:金融界